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中国七十年的主线和成就

作者:武力 李扬   发布时间: 2020-01-0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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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历史性飞跃,而这三次历史性飞跃,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飞跃。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最根本任务。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历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历史性飞跃,而这三次历史性飞跃,同时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飞跃。中国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贯穿这个伟大历史进程的主线和亮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最根本任务。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了生产力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带领广大人民创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解放并迅速恢复了生产力。

(一)旧中国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一方面,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开始了步履蹒跚和艰辛的工业化。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革命并没有成功,没有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内外障碍,而是陷入了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内受军阀混战祸害的苦难深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此开始沿着真正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的道路发展。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无力抵御外部冲击。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贬值本币,以邻为壑。中国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过剩”产品的倾销市场。1933年,中美签订“棉麦借款”协定,美国政府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以4000万美元购买美国棉花,1000万美元购买美国小麦及面粉,所购棉麦只能在中国销售。棉麦涌入中国市场,给国内农民和粮食厂商造成致命冲击。借款消息一出,棉花价格立即每担下跌了四五元;巨鹿县的百余家土布商,到1935年只剩十余家,也都即将关门;福建漳浦产粮区输出路绝,“积谷有腐朽之虑,而农村的经济,亦足破产”。

国际金融市场对旧中国生产力的冲击更甚。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在国内外高价购买白银,引发中国白银外流。当时仍采取银本位制的中国,立即陷入通货紧缩,物价水平暴跌,金融市场崩盘,民族工业衰退。

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无法解放生产力。由于国民党右派在大革命时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南京国民党政府始终无法有效推行解放生产力的政策。在农业领域,国民党放弃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甚至仅具改良性质的“二五减租”都遭到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内地主势力的强烈抵制,更遑论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工商业领域,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为名,迅速扩张官僚垄断资本,使其成为压迫民族工商业和掠夺人民的工具。1931年至1936年,中国的消费率和投资率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6年中投资率有4年为负数,这也说明国民党政府在推进工业化方面乏善可陈。加之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吏治腐败,国家资本完全蜕变为少数官僚集团攫取国民财富的工具。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借没收日伪财产之名和低价兑换伪币的方式,掠夺原沦陷区民族资本和人民的财富,严重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而官僚资本更加膨胀,垄断了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农业和民族工商业则“百业凋敝”,以至出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歌谣。由于国民经济凋敝,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抗战以来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恶性通胀洗劫了城市市民的财富(广大乡村甚至被迫退回到“实物交换”),彻底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最后败退台湾。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民国以来社会生产力停滞的历史(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913年至1950年期间,中国内地GDP年均增长率为-0.02%,而同期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85%)。

(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土地制度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农村调查后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也指出:“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

美国政府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

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也能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扫除封建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迅速在全国推行。约占全国农民总数2/3的新解放区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通过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约有3亿多农民获得了4666.7万公顷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3500万吨粮食地租,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农业彻底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土地改革创造了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奇迹。历史上,长期战乱后的农业恢复往往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而新中国只用了3年,就使农业生产力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49年至1952年,农业总产值增长48.59%,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至16392万吨,棉花总产量由44.4万吨增至130.4万吨;与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1952年的粮食产量比1936年增加了9.3%,棉花产量比1936年增加了53.6%,大牲畜年底头数比1935年增加了6.9%。

(三)没收官僚资本和民主改革解放了城市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经济面临物资短缺、投机盛行、物价飞涨的局面。为此,政府果断禁止银元、外汇投机,利用国营商业渠道,秘密调运和集中抛售物资,辅之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一举击溃了投机资本,平息了长期肆虐中国的通货膨胀。随后,中央政府开始统一财经,平衡财政收支,同时调整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工业品下乡和收购农村土产等政策,活跃了城乡经济,使国民经济在1950年下半年恢复繁荣。短短一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充分彰显了经济治理能力,回应了“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0分”的质疑。

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牺牲奉献精神,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一道发挥出了协同优势,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而且兼顾了“边打、边稳、边建”的目标。新投资的国有资产迅速增加,在规模上直追没收的官僚资本。根据1951年至1952年底全国清产核资结果,国营企业资产重置价值为191.61亿元,除去基本折旧61.75亿元后,余值为129.86亿元。而1949年至1952年,在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国家每年仍拿出一定资金进行基本建设,三年财政拨款86.21亿元,完成投资额78.36亿元。这些投资一部分用于加强金融和贸易,另一部分则投向工业、交通、水利为主的基本建设。新建了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成渝铁路等14个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完成了荆江分洪工程,开始了根治淮河,恢复、扩建了鞍山钢铁基地和整个东北工业基地,还建设了一批中小企业。

在微观层面,民主改革成为这一时期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在旧中国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资本企业,普遍存在着“裙带关系”“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等腐败问题,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甚至存在着利用反动会道门等组织压迫工人的现象。私营企业中也存在着一些封建残余,例如“把头制”“包身工”等,极大地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国营和私营企业中普遍开展了民主改革,使工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劳动条件和收入也大大改善,极大地调动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在“依靠工人,搞好生产”理念的指导下,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66.3%,平均每年提高18.5%。其中国营、公私合营企业每个工人平均生产总值为:1949年4839元,1950年6037元,1951年7087元,1952年8049元。在国营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额中,有52.8%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设备利用率也有显著提高,1949年至1952年,发电设备利用率由26.3%升至42%,炼铁设备能力利用率由31.6%升至84.4%,炼钢设备能力利用率由24.9%升至58.6%,棉纺机时间利用率由58.2%升至94.2%。

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和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相比,1952年的电力产量增加了21.9%,原煤增加了2.7%,原油增加了36.3%,生铁增加了5.5%,钢增加了46.1%,金属切削机床增加了154.8%,水泥增加了24.8%,棉纱增加了47.8%,棉布增加了98.3%,汽车外胎增加了456.2%,纸增加了125.3%,卷烟增加了12.1%。

此外,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祖国大陆,清除了肆虐千年的匪患;中朝军队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于1953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些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较为安定的国内国际环境。

二、实行计划经济:跳出“贫困陷阱”和突破重工业瓶颈

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促使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伴随“一五”计划的实施,中国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在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一举跳出了“贫困陷阱”,为生产力加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实存在着“贫困陷阱”

落后国家要想通过工业化实现富强,第一步就是跳出“贫困陷阱”。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贫困而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考察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根源,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处于“贫困陷阱”之中。1952年底,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得到恢复。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此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1952年中国才有了比较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当年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0.5%、20.8%和28.7%;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83.5%、7.4%和9.1%。在农业领域,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2000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在工业领域,主要工业品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均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中国的人均钢、煤炭、原油、电力产量分别为2公斤、115公斤、0.8公斤和13度;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82公斤、724公斤、242公斤和448度。生产力落后导致中国的资本严重短缺。1952年,中国的GDP仅为人民币679亿元,人均119元;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仅有1.08亿美元。

这种积累能力极低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使得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处于“贫困陷阱”。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要跳出“陷阱”,唯有集全国之力,将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到工业建设中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国家安全需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

在工业化的具体路径上,党内主持实际工作的同志最初倾向于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发展,既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又有投资少、收益高的优势。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1952年,美国钢、煤、原油、电力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倍、703.3倍和63.4倍根据。悬殊的工业实力甚至迫使中国中断了统一大业。朝鲜停战之后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国防工业。正如1953年经毛泽东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所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重工业落后也制约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陈云曾指出:“为了发展农业,为了发展运输交通事业,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同样,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

基于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此时,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这些项目以重工业为主,并能弥补中国残缺不全的工业门类。

“一五”计划的实施,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当时,西方国家实施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一五”计划实施后,农产品供求的严重矛盾迫使政府实施了粮棉油统购统销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统一收购政策,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并降低统购政策的交易成本,农业合作化进程不断加快并于1955年夏天进入高潮。在工商业领域,“一五”计划的庞大需求使市场上自由销售的生产资料比重下降,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向重点项目倾斜,私营工商业面临“无米下炊”的困境,因而增强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意愿,并于1956年底基本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中国基本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出于国家安全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是在国内建设资金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要,也是保证高积累下社会稳定的需要。“一五”计划实施的过程和结果即体现出上述三个需要。总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条件下的合理选择,它使国家拥有了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确保了有限的资源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化建设。

(三)计划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利弊得失

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使得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大会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要加快生产力发展。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以行政指令为主要调节手段,无法像市场经济一样激发经济主体的内在积极性,而落后的技术水平也导致计划无法做到及时准确,“一年计划,计划一年”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因此,领导层的“冒进”情绪与实务工作层的“保守”倾向往往相互博弈,围绕经济发展速度产生“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1955年至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分别为6.9%、15%和5.1%,呈现“保守”与“冒进”交织的局面。

为调动积极性,中国曾经尝试扩大市场机制的调节范围。从1956年下半年起,各地放宽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工业品也采取更加灵活的购销方式,结果购销计划与重点生产受到冲击。为稳定工业化奠基阶段的原料供给,中国停止了这种尝试,转而在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以调动积极性。

1958年,中央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希望通过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和提高公有制程度,利用群众的热情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替代资本的不足,加快生产力发展。然而,在“左”的气氛下,出现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以及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大办公共食堂等错误做法,使得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农业大幅减产,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国的工作中心开始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这种工作中心的偏离,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纠正。应该指出,1957年以后中央偏离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到了苏联创建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并想消除这些弊病,但是由于改革的方向和方法不对,结果走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死胡同。

计划经济时期,尽管经济发展存在起伏大、效益低、农轻重失衡等现象,但是生产力水平仍然取得了较大提高。1978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27.7%、47.7%和24.6%,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1952年至197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电子器材制造等部门从无到有,“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4年至1980年,国家还累计进行了2000多亿元的“三线建设”投资,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约40%,有效改善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的状况。

工业化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1952年至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25万马力增至15975万马力;机械耕种面积由13.6万公顷增至4067万公顷;灌溉面积由1995.9万公顷增至4496.5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面积由31.7万公顷增至2489.5万公顷;化肥施用量由7.8万吨增至884万吨;农村小型水电站由98个增至82387个,发电能力由0.8万千瓦增至228.4万千瓦;农业用电量由0.5亿度增至253.1亿度。

在科技和国防领域,中国不仅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尖端武器,而且在资源勘探、农业育种、医疗制药等领域也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一支门类比较齐全的科研队伍。国家还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加速发展储备了要素。

三、实行改革开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开始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管一度遭遇挫折徘徊,但中国仍然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快速发展生产力

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使生产力具备了加速发展的条件。此时,人民生活水平落后和生产效率低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1977年,法国马赛钢铁厂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000人;而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日本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4.3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70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13万辆。

迅速改变人民生活贫困的迫切愿望,特别是开眼看世界后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突破传统思想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980年5月,邓小平对来访的几内亚总统杜尔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开启了生产力大发展的新篇章。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对待外部环境的态度和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使得中国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中国也由此真正摆脱了战争阴霾的影响,改变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出现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农、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真正实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80年代的改革围绕着解放生产力展开。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劳动力从集体生产中解放出来,不仅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普遍提高,而且剩余劳动力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创办的社队企业发展工业,实现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农村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在城市,“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在各个领域展开:个体、私营经济从无到有,外商投资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国有和集体经济在产销、定价、利润留成、人事安排等方面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以及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益的权利也在相应增加。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励下,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被渐次调动起来,在计划体制之外,出现了一个不断发育壮大的市场,形成了上下结合、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强大改革动力,中国共产党终于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三个过去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经济基础。

日益壮大的市场经济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将更多经济主体组织起来,生产力发展速度加快。1984年至1992年,国有、集体、个体、其他(主要为“三资”企业)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69.1%、29.7%、0.19%、1.01%变为51.5%、35.1%、5.8%、7.6%;全社会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从783.42亿元增至3715.95亿元;工业增加值由2789亿元增至10284.5亿元;主要工业品产量的世界排名上升,钢产量由第4位升至第3位,煤由第2位升至第1位,原油由第6位升至第5位,电力由第6位升至第4位,水泥由第2位升至第1位,化学纤维由第5位升至第2位,糖由第6位升至第3位,电视机由第3位升至第1位。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

对于快速形成的市场机制,政府缺乏调控手段与经验。由于未能控制住信贷、投资和消费的膨胀,全社会出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的现象。这导致计划体制内的企业和居民或承受物价上涨的负担,或面对产能过剩的压力。一些企业和居民转而从事投机活动,将计划内低价物资以市场高价向外倒卖。80年代后期,市场与计划的冲突加剧,经济秩序混乱,妨碍了社会稳定与生产力发展。同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表明社会主义改革存在巨大风险,不仅面临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威胁,而且面临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威胁。

内忧外患下,政府习惯性地以行政指令方式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市场化改革受挫,计划经济回潮,虽然稳定了秩序,但1989年和1990年的GDP增速降至4.2%和3.9%,生产力发展严重趋缓。

面对复杂形势,邓小平坚持以改革和发展来解决问题。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将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头等大事的倾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姓社姓资”问题和不少人不敢大胆改革的现象,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回顾历史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1992年,中国再次走上以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后,中国开始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目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培育合格的微观市场主体;推动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进行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99年,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被载入宪法,为充分调动各种经济主体投身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同时,中国更加主动地扩大开放,不仅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而且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生产力。

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1992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维持了20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10.2%。2000年,中国的GDP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992年至2012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1.3%、43.1%和35.6%变为9.1%、45.4%和45.5%,第三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产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1995年至201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由75.17万人年增至324.7万人年;2004年至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数量由17075个增至47204个,申请专利数由64569个增至489945个。高技术成果不断涌现,如拥有自主CPU的“神龙蓝光”千万亿次计算机、“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首座超导变电站等一批重大创新成果跻身世界前列。

(三)保证生产力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以外延型扩张为主的快速工业化,到20世纪末即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但是资源和环境对进一步发展的约束也越来越大,中国的生产力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快速提高就被提上经济发展的日程。

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问题。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一个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在国内广泛宣传,以提高全民节约和环保意识。1995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同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1997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转折之年。这一年,最重大的变化是中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终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买方市场,即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转向了需求约束型。同时,这一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改革开放敲响了警钟,因此从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开始,中国就在扩大内需中探索发展转型之路。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继续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领跑,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否从“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转变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

此后出台的“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都强调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了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都提出了关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耕地保有量等一系列必须确保实现的约束性指标。在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重点领域的投资力度。2000年至2012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由1014.9亿元增至8253.5亿元,年均增长19.1%。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2年,国务院又批复《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这两个规划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水和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性规划。这些措施虽未能彻底扭转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的趋势,但也极大缓解了相关问题,为中共十八大以后的污染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改革和创新驱动:走向现代化强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面对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凝聚全社会力量,调动最广泛积极性,共同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创造条件,推动生产力发展进入新时代。

(一)消除传统发展模式积弊

中国一直奉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经济增长过度倚重投资和出口,消费比重长期偏低。这种外延型、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可持续,随着工业化的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的约束增强,必须转向依靠创新和提高效益为主的内涵型发展。这种转型早在2008年就应该开始,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至,出口骤降,而消费在短期内又难以提升,严峻的就业压力迫使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更加倚重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

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逆势增长,国内基础设施面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续改善,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然而,它也给生产力升级发展制造了更为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基建、开采、冶炼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与利润率下滑,一些企业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其次,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凸显了房屋土地的投资品价值,大量资金涌入刺激了地产行业畸形膨胀和房价上涨,不仅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诱使资金脱实向虚,而且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房屋库存和未偿还债务。再次,低水平产能扩张也加剧了国内资源消耗与生态恶化趋势。总的来看,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束缚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如果放任旧增长模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着陆”,严重破坏生产力。

面对上述问题,中央决定不再以大水漫灌的强需求刺激政策维持传统发展模式,而是要在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的基本前提下,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为此,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传统模式遗留问题,为生产力升级发展卸下历史包袱。

在去产能方面,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同时,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要求,并安排1000亿元财政专项奖补资金用于职工分流安置。截至2018年底,“十三五”煤钢去产能的主要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减少,市场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效益回升。

在去库存方面,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热点城市房价涨势得到控制,既扭转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极大地消除了投机炒房的冲动,又避免了房价泡沫骤然破碎及其可能引发的债务风险。

在去杠杆工作中,通过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颁布资产管理新规、加强金融监管,堵住了信贷无序扩张、金融空转套利的“邪路”。同时,针对存量债务,积极稳妥推动市场化兼并重组,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强化企业和地方政府自我约束,企业杠杆率持续降低,宏观杠杆率涨幅明显收窄、总体趋于稳定。

此外,针对生态欠账,中国展开了污染防治攻坚战,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实施大气、水、土壤等三个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史上最严”,实行河湖长制、领导干部生态审计、垃圾分类等制度。污染蔓延势头得到遏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培育新型发展方式

“三去”工作与污染防治遏制了生产力低水平重复扩张,避免了其可能引发的经济与生态危机,使生产力发展逐渐摆脱传统模式束缚。但是,转型并非没有代价:去产能使下游企业无法再获得低成本原料供应,去杠杆使民营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基建与房地产大规模扩张时代的终结引发了相关产业的不景气。尚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国民经济增速下行,遭遇转型阵痛。

为缓解转型压力,政府加快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步伐。经济转型意味着低成本粗放扩张模式的终结,各行业必须通过技术进步与管理改进来提高利润率,消化成本上涨压力。然而,在取得突破之前,各行业必然面临经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担负起为企业减负纾困的任务,为生产力进步争取时间。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府推行了以减税降费为主基调的财政体制改革,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2016年至2018年,政府平均每年给企业减税降费1万亿元,2019年进一步增至近2万亿元。同时,政府坚持通过改革释放红利,推行以简政放权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放宽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干预,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激发民间创业创新活力。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改革立足于建立长效机制,着力构建法治型政府,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治理要求。

为加快转型升级,政府从资本、劳动力、技术这三大经济增长要素着手,加大改革与投入的力度,不断释放要素活力。

第一,完善资本市场。在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长期实施金融抑制政策,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一面压低存款利率,一面压低贷款利率,从而为工业投资输送低成本的资金。如今,中国已经在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大量剩余资本渴望高收益率投资渠道,而银行在辨识创新型项目方面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股票、债券、基金等直接融资渠道,为高质量发展构建更加有效的金融体系。近年来,中国按照“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原则加速金融体制改革,在证券市场推出科创板,加速债券在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的融合,放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限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科技建设。改革加快了直接融资市场的完善,也倒逼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提升业务能力,让资金更多地流向产业升级最迫切的领域。

第二,培育高素质人才资源。丰富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是生产力进步的根本保证。为此,中国于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于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同时,教育投入持续加大。自2012年起,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4%,并连续7年保持在4%以上。根据国际经验数据,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30%至40%左右,而中国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到30%的情况下达到这一水平,有力说明了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此外,为便利人才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放宽,居住证制度实现全覆盖。各地区也竞相推出条件优厚的人才落户计划,人才的价值得到空前重视。

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为实现目标,国家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着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围绕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动员各类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投入创新研发。中共十八大以来,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屡创新高,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2.18%,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按汇率折算,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9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从2018年的第17位上升至第14位,是唯一进入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而在2013年时中国的排名还仅为35名。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日益接近2020年中国全面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的目标。

(三)拓宽生产力发展空间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宏大的战略规划,对国内乃至国际经济格局进行调整,为生产力长远发展开拓空间。

国内方面,中央对区域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存在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落后,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畸形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府对国内区域结构进行了重构,推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并明确了各自定位。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对散乱盲目的城市化格局进行了重构,使生产力发展有了更为均衡的平台。同时,国务院批复成立了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并在全国建立多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各试验区结合地方特色,对接国际规则,广泛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实践,并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中国充分利用地域辽阔的大国优势,因地制宜进行多样化探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

国际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打通了中国内陆与世界的联系,为生产力发展拓宽了外部空间。不仅为中国过剩但优质的产能打开了国际市场,缓解了转型时期经济下行的压力,也为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建立了更加稳固的外部资源供给渠道。而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也以全球领先的基建技术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改变着落后面貌,

促进了各国互连互通,使许多长期处于贫困落后、战乱纷争的地区转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自身进入了高水平对外开放阶段。一方面,降低进口关税,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另一方面,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修改外商投资法,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尤其是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倒逼国内改革,提升产业竞争力,也为各国的产品出口和资本输出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使中国逐渐承担起了组织全球产业分工的责任,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回顾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发展历程,中国经济保持了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稳居世界第二并持续缩小与第一名的差距。中国还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自2010年起蝉联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7%,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产业升级也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传统产业加快更新,工业化和信息化日益融合。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截至2018年9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7.8%和48.5%;工业互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能源等行业,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超过了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了59万台。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不断孕育。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7%、8.1%,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5和1.9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3.9%和32.9%。2018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8.9%,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7个百分点。移动通信、语音识别、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C919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船舶制造装备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龙门五轴机床、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五、结语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中国可以通过社会革命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不能依靠社会革命跨过工业化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面临着最紧迫的双重任务:一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二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这背后的逻辑则是社会主义应该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可以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逻辑起点,也是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与这个逻辑和目标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十九大提出的新“三步走”规划,继续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和作为最主要衡量指标。新中国70年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中,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衡量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好坏,最根本的标准之一便是是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本文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扬,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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